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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副刊成为话题，引发对现代报业及现代文学发生、发展的回溯。毋庸置疑，现代报纸及现代文学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的。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学灯”，北京《晨报》的“晨报副刊”，《京报》的“京报副刊”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的“觉悟”，被誉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。
以《晨报》为例，其副刊先后由李大钊、孙伏园、徐志摩主编，成为新文化重要阵地。鲁迅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由孙伏园催稿后连载，沈从文晚年坦言“‘晨报副刊’让我找到归属感、走上文学道路”。郭沫若的《女神》最初也集中发表于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，鲁迅与“甲寅派”等的系列论战则发表在京报副刊。
全民族抗战时期，郭沫若在重庆创作的《屈原》剧本也是在副刊上连载，一经发表便引发轰动。由此可见，副刊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不容小觑，“副刊不副，参天大树”名副其实——它并非报纸的附属品，而是一份报纸的内涵、精神与灵魂之所在。
作者本人也深得副刊滋养。在《重庆日报》副刊“两江潮”，他多年前发表过书评、随笔，近年来重新执笔，版面“金贵”反而成为反向激励，逼着自己拿出最好的稿子。这正体现了副刊编辑与作者的良性互动：编辑坚守标准，也引领作者接近标准。
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逝世当天，编辑约稿引导作者写言论随笔，随后又催写细节特写，反复打磨的近3000字特写获第32届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奖。随着融媒体时代发展，副刊回归、走向“转正”正当其时——副刊应像做新闻一样加强策划，直面时代热点，引领风尚。